梁慧星：能动司法切合国情

记者曹颖逊 摄

　　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——

　　“为民司法、能动司法提得好、做得好，切合国情；‘大调解’的做法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，对解决纠纷、疏导矛盾很有帮助；裁判文书上网是公开审判中一大进步……”

　　“法官的工作作风、精神面貌对社会有高度的影响。要提高法官待遇，让法官有尊严地、体面地工作、生活；法官职级应该独立于行政职级……”

　　一间约10平方米的书房：主人身居斗室，心怀天下。济南律师服务网

　　一个坚强、厚重而灿烂的人生：主人虽未能从事法官职业，然而即使在过去动荡的年代，亦不改其志，最终得以学问报国。

　　他就是梁慧星—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……

　　众多的名号只代表成功的结果，却不能诠释梁先生学术之路的波折与坚守，更不能说明他对法官的情愫。

　　有一种情愫：

　　言之切切盼之殷殷

　　梁先生对法官职业的感情，可以追溯到大学期间。

　　1966年，面临毕业的梁慧星在四川省江津县法院实习。一位姓廖、文质彬彬、富有审判经验的庭长带着他办理刑事案件，教他在阅卷中怎样发现问题，怎样做讯问笔录，怎样写判决书，结案后怎样装订案卷。3个月下来，他参与办理了不少案件，对审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　　他和廖庭长办过一个案件：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，丈夫到公安局要求进监狱劳改。接待干警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够条件。”要求劳改的男子问：“要哪个才够条件？”接待干警答：“去把火车掀翻嘛。”后来，这个人真的搬了几块大石头堆在铁道上，然后蹲在附近的草丛中。当巡道工发现时，他主动跑出来承认。在案件审理中，廖庭长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——年轻的梁慧星有点不解，但更不解的是：妻子红杏出墙，丈夫为什么不要求离婚，而想蹲监狱？

　　如果说，这个案件让梁慧星感到了审判工作的复杂和社会生活的复杂，那么真正让梁慧星开始认识到法官职业重要性的，是实习期间他参与平反的一个冤案：解放初，有土匪暴动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山坡上一边跑一边喊：“土匪来了！土匪来了！”镇压反革命时，这个男孩却被当做匪首判了重刑。梁慧星和法警去劳改农场宣布给此人平反，并当场释放。然而，服刑10多年，此人才30来岁，却满脸皱纹，满头白发，俨然已成为一个老头。回城路上，梁慧星和法警一路唏嘘不已，用梁先生的话说，“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岗位，真的有一股豪迈之气。恰似唐人诗句：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。今日把示君，谁有不平事？”

　　梁先生最终未能从事法官工作，但在他的心中，法官工作的神圣与价值从此深深扎根。走进北京市沙滩北街15号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，他对法院工作的注意力从未减轻过。

　　对于法官的地位与待遇，他多次呼吁：“法官的工作作风、精神面貌对社会有高度的影响。要提高法官待遇，让法官有尊严地、体面地工作、生活；法官职级应该独立于行政职级；在法院内部，审判专家应该进入审委会，疑难案件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；对外，要让他们的权威像院士、学部委员一样，成为民族的精英和骄傲！”对与此问题相联系的法院经费问题，2月2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再次建议：要保障法院的办案经费，应该建立统一的中央司法财政，司法财政应该单列。

　　对法院近年的工作，他评价：为民司法、能动司法提得好、做得好，切合国情；“大调解”的做法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，对解决纠纷、疏导矛盾很有帮助；裁判文书上网是公开审判中一大进步……总之，法院工作总体是好的。

　　当然，对法院工作梁先生还有学者的殷切期盼：审判公开还要继续扩大，可以定期开放法庭，接待来访者；特殊的、需要调解前置的案件要明确规定，调解不能违背自愿，不赞成提倡“零判决”；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期限应该考虑社会接受能力，不能绝对化；要重视法官队伍的法律素质……总之，希望法院工作多一些科学性，少一些片面性。

　　有一种执著：

　　衰发满帻不弃不离济南律师服务网

　　1944年1月16日，四川省青神县汉阳乡梁村诞生了一个男婴，取名梁慧星。祖上世代务农，父母虽然希望其成为“智慧之星”，但也未敢想像孩子日后能成为著名的法学家。

　　1962年，梁慧星未听从高中班主任学理工科的劝导，执意报考文科，虽然未能圆“文学梦”，但成功考上四川行政学院（后恢复原校名即西南政法学院）法律系。四年一晃而过，毕业前3个月的实习使他对政法工作岗位充满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豪迈之气。然而，1966年，大学毕业的他时运不济，赶上“文革”爆发，留校两年“闹革命”，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。最初，他被分配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但形势发展“急转直下”——公检法被“砸烂”。按照当时“三个面向”（面向边疆、面向农村、面向基层）的要求，他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农用轴承厂，先后从事过政工干事、劳资干事、工会宣传干事，其间10年。

　　漫长的10年并未磨灭梁先生追求法律、公正的理想。

　　1976年，中国走出“文革”泥潭。随后，公检法机关相继恢复，但梁先生回归法律工作之途却充满坎坷：向昆明中级法院调动，昆明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被工厂扣下；想回到复办后的西南政法学院工作，调函也被厂领导拒绝。

　　波折未坠青云志。1978年，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。第二批招生专业目录中，“法学”再次点亮梁先生的梦想。

　梁先生永远铭记着两位老师的大恩大德：西南政法学院张序九老师寄来50年代教材，并委托云南大学屈野老师对他进行辅导。

　　梁先生回忆：当时，屈野老师自己还在等待落实政策，胃病缠身，十分虚弱；住在云南大学附近，房屋老旧，居室局促。备考阶段，每逢他周日进城去屈野老师家请教，屈师“精神为之一振，仿佛重登杏坛，再掌教鞭，征引比喻，耐心讲解，诲我不倦……有时留饭，师母上班，屈师亲做韭菜炒鸡蛋，师生对食，情同父子，令我终生不忘！”

　　重要的是，当时政策规定任何单位不得阻拦职工报考研究生。凭着政策“尚方宝剑”，梁先生得以顺利报考——其谨遵张序九老师建议，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，并以优秀成绩进入复试；在复试中，他婉拒改学法理学的建议，坚持民法学专业。

　　梁先生的坚持饱含着对师恩的报答。

　　一个新的人生起点，一颗法学智慧之星冉冉升起的开端：34岁的梁慧星走进北京市沙滩北街15号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，从此，再没有离开过那里，更没有离开过民法。用他的话说：“进入这座朴实无华的小院，惊异于其中人我关系之平等、尊重、友善，以及学术自由、思想自由之氛围，遂浸淫其间，历三十寒暑，虽衰发满帻，亦不弃不离，不改其乐。”

　　法学深似海。梁先生在这片海洋里畅游的同时，也十分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建议能被立法采纳，以对国家、社会有所裨益。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，他每年都有议案提出。3月5日中午，当在梁先生下榻的宾馆见到他时，记者得知，他经过广泛调研，缜密论证，准备向今年的两会提出两项议案……

　　有一种思想：济南律师服务网

　　因为感受所以坚守

　　梁慧星先生一贯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。他曾经说过：“一个身无分文的人，生存都不能维持，能够算是真正的人吗？”正因为这句话，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法学界展开一场关于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讨论中，有人认为这句话表现出他“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”，认为他主张“穷汉无人格”。

　  没有与梁先生相同经历的人，很难理解他的观点。而学术的坚持，思想的坚守，正源于梁先生的亲身经历。

　  梁先生来自底层农村，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各种运动，对运动的结果有切身的体会。他说：“我个人对金钱和财富没有任何的崇拜，但是我绝对重视财富的重要性，人没有财产是绝对不行的。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地上的三年自然灾害中，我亲眼看到过那么多的罹难者……不可能设想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会说财产权不重要，会轻视财产权、贬低财产权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梁先生并不轻视人格权，而是认为财产权与人格权一样需要保护，不能只重视人格权，而忽视财产权，用他的话说：“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格，不可能实际享受到自由、名誉、隐私等人格权，他没有住房、没有家庭、没有存款，不可能去卡拉OK等场所，他毫无私生活可言，你说法律规定的隐私权对他有什么意义？他只是一个赤条条的人，更多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。我不是说穷汉真的就没有人格权，而是说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对他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，他迫切需要的是解决吃饭、穿衣、居住的生存问题，而解决生存问题要靠财产权，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。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说的，一个人首先要生存，要解决吃饭、穿衣、居住这些问题之后，才能谈得到去考虑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宗教、法律思想等等，也才能考虑被别人当做人来对待，亦即人格权问题。重视财产权与重视人格权并不矛盾，财产权与人格权是并重的，只有重视财产权，拥有了财产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格权。”

　　也正基于人生经历，基于对和国家、民族共同度过的那段沉痛经历的反思，梁先生才一直衷心拥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。他说：“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没有缺陷。但是，对于计划经济下的长期的物资匮乏，我们的胃感受得最真切。我在一个轴承厂里呆了10年，知道国有企业是怎么回事，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，知道各种评比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，我们对旧体制的认识，对‘左’的路线和政策的认识，往往更深刻。我们真正认识到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前途，真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。因此，对这个问题，同样首先出于感性认识，然后才是理性认识……”

　　——这，就是一个学问人的坚守；这，就是梁先生“难以改变”的原因。